冀中星維權之旅

　　冀中星維權之旅

　　本刊記者/史琳玉李云虹

　　2013年9月17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開開庭審理了首都機場冀中星涉嫌爆炸罪一案。

　　在廣東東莞開“黑摩的”的冀中星稱自己8年前被當地治安員打成殘疾：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癱瘓，終生失去勞動能力。而后，冀中星和他的家人踏上一條長達8年的維權之路。從廣東省人民政府、法院、公安、交通管理局到中央政法委、國家信訪局，從托人請記者報道到自發博文、網帖，冀中星從風華正茂熬至而立已過，走遍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途徑，卻均沒能討到他想要的“說法”。最終，他選擇了極端方式，用一場爆炸引起關注。

　　法學家陳光中在接受《法律與生活》記者采訪時說，冀中星的行為無疑觸犯了法律，但是，消除社會對弱者的不公平對待，才能從根本上減少極端事件的發生。只有對每個個案公平對待、妥善處理，杜絕社會不公的土壤，才能真正讓社會和諧、穩定、長久地得到發展。

　　1 冀中星的8年維權路

　　2013年7月20日晚上18點24分，隨著首都機場T3航站樓內的一聲巨響，已過而立之年的山東漢子冀中星將自己8年來的所有屈辱與困苦強推到世人面前。為此，在雙腿癱瘓的基礎上他又慘失左手。如今，他軀體的四肢只剩下右肢還健康。他的訴求很簡單，只是想引起關注，因為歷盡8年維權難后，他認為這是平反昭雪的唯一出路。

　　意外改寫人生

　　冀中星，1979年12月出生在山東省鄄城縣大冀莊一戶農民之家。14歲時，因家境困難無法繼續求學，讀到初中二年級，他離家外出打工，而后漂泊各地。1999年，冀中星來到廣東，用打工積攢的錢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利用下班后的時間開“摩的”拉客貼補生活。

　　冀中星所開的“摩的”為無證運營的“黑摩的”。他曾告訴記者，當時禁止“摩的”上路，他只敢在夜間載客。導致他命運驟變的受傷事件發生在2005年6月28日。

　　據冀中星的博客內容、他會見外人時的自述、當年的筆錄口供、當夜乘坐冀中星“摩的”的乘客龔明照的證言和2013年8月24日龔明照交予廣東省東莞市公安局長達7頁的證明信等材料，記者還原了2005年6月28日凌晨可謂冀中星人生浩劫的那場遭遇。

　　6月28日凌晨兩點，在東莞，冀中星載著珊瑚大酒店的廚師龔明照(曾用名龔濤)從酒店門口開往龔明照的住處厚街新塘，當時他們商量好的車資為5元。當他們進入新塘地段時，在一段沒有路燈的小路上，冀中星發現后面有警車拉著警笛追了上來。因為害怕被查，他加速行駛。同時，警車也加速追趕。冀中星轉了幾個彎后掉頭往右行駛。幾秒鐘后，他發現前方路中間有一名治安隊員，旁邊停著一輛治安專用的摩托車。該名治安隊員拿物件向冀中星的摩托車前方砸來，被冀中星繞了一下躲了過去。而后，該名治安隊員騎車追趕。繼續行駛時，冀中星的摩托車右前方出現了四五名手持鋼管、身著迷彩衣的治安隊員。冀中星駕駛摩托車向左方躲避時，被路左邊三四名手持鋼管的治安隊員打倒在地。

　　“三四名治安隊員沖上來往我身上亂打，我看見另外三四個去打冀中星”，龔明照在證明信中說，“我的頭部、手部、腰部和腳部都被治安員用鋼管暴打，衣服褲子全是血。后來聽到一個聲音說別打了，他們才停下來。”被暴打后的冀中星很快陷入昏迷。隨后，冀中星和龔明照被送往厚街醫院接受治療。

　　冀中星醒來時，已是當天中午，他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診室里。頭纏繃帶的龔明照告訴冀中星：“你倒地以后，七八名治安隊員仍舉著鋼管朝你的腿部、腳部、腰部猛打，直到警車趕到，發現你已經昏死過去，才趕緊把你送到厚街醫院。”龔明照幫忙聯系冀中星的老鄉，老鄉又幫忙給老家打了電話。得知情況后，冀中星的哥哥冀中吉隨即趕往東莞。而后，冀中星在哥哥的陪護下在厚街醫院住院住至7月24日。冀中星住院27天，共花掉醫藥費1.43余萬元。再也無力繼續自費住院治療了，冀中星只得中斷治療，由哥哥陪著他回到了山東老家。龔明照也因身上只剩下100元錢交不起住院費，第二天就離開了醫院。之后打針、換藥和拆線，他都在外面的小診所處理。

　　冀中星被醫院診斷證實“腰1椎體暴裂性骨折并完全性癱瘓”。經法醫鑒定：“已構成2級傷殘并須長期被人護理”。案發7天后，冀中星的女友黯然離去。

　　首選法律維權

　　2005年6月28日，龔明照在醫院走廊的一個小床上睡著，他說不知睡了多久，一個聲音把他叫醒，問他新塘出車禍的是不是他。這時天已經大亮，他看見問話的人是一名交警，交警還遞給龔明照一張受理單。龔明照隨即回應稱不是車禍，他是被治安隊員打傷的。然后，龔明照忍著疼痛到醫院門口的一個公用電話亭撥打了報警電話。隨后，警察趕來。他再次申明不是車禍，他是被治安隊員打傷的。但警察告訴他，因為有人報了交警，交警方面就要受理。所以，他應該先去交警隊錄口供。即便是被人打傷，也要一步一步來。

　　龔明照到交警隊錄完口供后，他在證明信中說交警也認為不是交通事故，沒有受理，讓他去報案。于是，龔明照在離開交警隊后第二次撥通報警電話。這一次，警察對他說：“你慌什么慌，交警方面還在調查。”沒有錄口供，也沒有給他一個明確說法，此事不了了之。龔明照在證明信中說，此后，他就不知道該去找誰了。

　　冀中星在住院期間通過老鄉的幫助，找到了廣東省東莞市當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廣東南天星律師事務所的薛朝輝律師看到他們的狀況后，同意免費為其提供法律援助。由于事發凌晨，沿路幾無行人，薛朝輝第一時間聯系目擊證人龔明照。龔明照明確指證新塘治安隊員暴力毆打冀中星，并答應出庭作證。當時，冀中星手里還有厚街醫院出示的醫療記錄。冀中星和律師都覺得官司一定會贏，因為他們手握人證和物證。

　　2005年7月8日，冀中吉在冀中星的催促下到厚街公安局上訪，但被告知沒有證明顯示治安隊員曾打過冀中星。2005年7月26日，東莞市人民法院認定這是一起交通事故，為冀中星與治安隊員碰撞所致。

　　2005年7月28日，冀中星和哥哥在離開東莞前，委托律師薛朝輝向東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遞交行政賠償申請，要求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并賠償33萬余元，后被拒絕。薛朝輝曾要求厚街警方以故意傷害立案，但遭拒絕。厚街警方堅持認為冀中星是在拒絕被查車的情況下騎車不慎摔倒受傷，只肯以交通肇事立案。但薛朝輝始終認為冀中星遍體鱗傷絕不可能是簡單摔一下就能摔出來的。

　　刑事立案失敗后，薛朝輝于2007年1月31日向東莞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由于薛朝輝成功考取公務員，這一案件他轉交給同事許名勇律師代理。在訴訟期間，冀中星在山東老家通過電話和許名勇律師保持聯系，隨時把需要的材料寄往東莞。

　　在民事訴訟一審期間，代理律師根據冀中星的陳述、證人龔明照的證言以及厚街醫院的《病例及診斷證明書》等相關證據，要求法院認定新塘治安隊員的毆打行為，并以此要求新塘治安隊所在的東莞市厚街鎮新塘村村民委員會對冀中星賠償33.82萬元，其中包括醫療費、誤工費、住院護理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但被告東莞市厚街鎮新塘村村民委員會辯稱，首先，2005年6月28日他們沒有收到上級機關的任何需要協查巡邏的通知，對于冀中星受傷之事只是有所聽聞；其次，冀中星請求解決的法律途徑錯誤，沒有通過交通管理部門劃分確定誰對誰錯，反而要求派出所協助調查處理，正因如此延誤交警處理本交通事故的時效，才造成交警無法處理，應由冀中星承擔后果；最后，冀中星受傷是因為本人無牌、無證、超速駕駛摩托車撞上行人倒地所致，理應承擔自身所致的事故責任。但截至舉證期限結束，新塘村村委會都沒有向法院提供所辯內容的相關證據。

　　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冀中星所騎車牌為豫QE5216的摩托車所有人為于文平，使用性質為非法營運，檢驗有效期至2006年4月12日止。冀中星以1500元購買所得，且該車沒有購買保險。2005年6月28日凌晨2點至3點，冀中星騎該車載著案外人龔濤(龔明照的曾用名)，由厚街方家莊公園至厚街新塘市場方向行駛，途中因害怕被警察查車，加速行駛，駕駛至厚街新塘村治安隊門口附近與在路上巡邏的厚街鎮新塘上塘村護村隊隊員陳漢華和陳梅莊發生碰撞。其中，陳梅莊因跳上花槽避免受傷，陳漢華被摩托車撞上，與冀中星和龔濤三人倒地，并相繼受傷。”事故發生后，東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厚街中隊對龔明照和陳漢華分別作了詢問筆錄，后案件移送至東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仙橋派出所處理，至法院宣判未偵查完畢。

　　2007年7月26日，東莞市人民法院以證據不足以認定新塘治安隊員有暴力毆打冀中星的行為為由駁回冀中星的訴求。其中，證人龔明照在交警隊的詢問中自認與冀中星是朋友關系，后在派出所的詢問中又稱起初不認識冀中星，但冀中星在庭審中自認與龔明照相識。證人證言中的矛盾和瑕疵被法院認定證言不予采納，加之在場的治安隊員的筆錄和派出所關于案情的簡要情況說明均無顯示冀中星的損傷是治安隊員毆打所致。一審以冀中星敗訴而結束，7584元的訴訟費由冀中星負擔。

　　冀中星不服，向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08年1月31日，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同樣，這一次敗訴的理由仍然為證據不足，6374元受理費經冀中星申請法院同意其免交。

　　此時，距離冀中星受傷事件發生已經過去兩年半的時間。每天，冀中星都躺在病床上，原本白凈高挑的青年，自肚臍以下都不再有知覺，吃喝拉撒全靠年邁的老父親悉心照顧。

　　據當時采訪過冀中星的記者回憶，刑事立案失敗時，冀中星仍然對法律抱有希望，覺得官司可能還有機會贏，指望著民事訴訟能獲得賠償，自己的治療能夠繼續。但是，終審敗訴后，律師許名勇就感到冀中星有些失望，他向律師要走了所有判決書和相關司法材料，之后再未聯系。

　　求助媒體發聲

　　最初的投訴無果后，冀中星一度把希望寄托在司法途徑之外的輿論監督上。

　　冀家的一位遠親從事媒體工作，曾幫助冀中星向媒體同行反映情況，山東省菏澤市一家地方媒體為此做了專題報道，冀家也拿到了該報紙，但之后沒有了下文。

　　在這位親戚的指點下，冀中星又邀請河南常幫欠薪和遭受工傷農民工維權的媒體人吳賢德到山東采訪。2006年5月28日，吳賢德與實習生從鄭州多次轉車到達山東菏澤，冀中星的父親冀大榮開拖拉機把他們接進村。在吳賢德的描述中，冀中星家家徒四壁，房子是用破爛的灰磚砌起的墻。當時，受傷已近一年的冀中星病情惡化，臀部生出巨大的褥瘡，渾身氣味很重。冀中星躺在一張用幾塊木板臨時壘成的床上，床中間挖了一個洞，下面有桶，上面放了一塊海綿。

　　吳賢德無法忘記第一次見到冀中星的場景：“他大小便沒法兒自理，只能光著身子。周圍有排泄物，有些臭，夏天蒼蠅飛來飛去，他只好又蓋了一條白色的被單。”第二天，冀中吉從東莞趕到家里，為吳賢德帶去一堆律師整理的材料，哭著為他講述事情的經過：“事發后我及時趕到廣東，可我們是農民，家里窮，又沒錢，找誰都不管，如今欠了十多萬元的外債。”

　　吳賢德為此事找到東莞公安、法院和地方政府等多個部門，但沒有一個部門承認治安隊員暴力毆打冀中星。2006年6月2日，吳賢德在博客上發出《山東鄄城農民工慘遭廣東東莞“惡治安”員毆打終生殘廢》的文章。而后，他又把為冀中星求助的文章投往山東《齊魯晚報》《山東日報》等媒體，但都沒有得到關注。后來，吳賢德又把文章發到東莞報業網、人民網等多家網站和論壇。然而，帖子不是被刪，就是少人問津。

　　吳賢德回憶說，當時冀中星對人沒有敵意，沒有要報復社會，只是為被打而生氣。那時，冀中星脆弱但對未來不失期望。他哭著對吳賢德說，希望能翻案，盡快要到賠償款好為自己治病。

　　首都機場爆炸案發生的當晚，吳賢德接到全國各地記者炮轟式的電話，直到手機沒電，QQ上也有50多人申請加他為好友，大部分都是記者。

　　寄希望于上訪

　　2007年，在媒體的發聲沒有給冀中星帶來想要的關注且官司還在進行中時，冀中星嘗試著去了一趟北京，他希望進京上訪能為他的維權帶來一絲幫助。去之前，他告訴同鄉阿貴，在地方解決不了大問題，只有上中央。

　　冀中星到達北京后，剛出火車站就被拉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一家收容所，那里管吃管住，還專門安排一名老頭兒照顧他。一個星期后，老家村里有人去北京把他接回，承諾解決問題。然而，回去后情況依舊。這次，他把上訪材料投給了公安部和國家信訪局，兩個部門答復稱他的人身侵權賠償官司正在東莞的法院進行，不屬于他們管。

　　2008年，官司敗了，冀中星跟朋友說想去闖奧運場館，并在網上發信息稱想買炸藥去炸東莞厚街新塘村治安隊。臨走前，他告訴阿貴，自己心里恨東莞的那些治安隊員，想去炸他們。網上的消息被富春鄉黨政辦發現，菏澤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及時發現冀中星身上的炸彈。因當年為奧運年，時間段敏感，當地政府沒收了冀中星的輪椅，派人看守他，直至奧運會結束才把輪椅還給他。

　　從此之后，冀中星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上訪這條路上。2009年，他在村里的一個家電維修處買了一臺舊電腦，因為網絡的威力大，他說這樣就不怕“限行”，可以更方便地通過網絡申訴。同年9月，他寫給中央政法委的信訪件被轉至東莞市政法委辦理，東莞市政法委又將該案轉至東莞市公安局辦理。次年，東莞警方派出工作組趕到鄄城，在當地鄉政府的介入中，經協商給了冀家10萬元。冀中星也曾因此看到信訪帶來的曙光。因為起初縣里和鄉里考慮到冀中星的情緒，告訴他這是賠償款。其實，東莞在名義上并不承認毆打冀中星的事實，且對于這筆10萬元款項的官方解釋是：“考慮到冀中星家庭困難，經東莞市公安局協調，厚街鎮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萬元。”

　　雖然這筆錢緩解了冀家的燃眉之急，但一切還是沒有說法。這些年來，冀中星的父親靠耕種一畝八分地以及他和兒子每人每月110元的低保為生。2011年，冀中星又多了30元的重殘補助，從此，每月他總共能領到250元的補貼。冀中吉說，這次得來的10萬元錢對于弟弟8年來求醫治療以及維持生命的日常藥費等開銷，還遠遠不夠。

　　自此后，冀中星對上訪的信心越來越弱。屢次求醫都被告知無望醫治，嘗試民間偏方也無效。他整日待在電腦前，沉迷于網絡，沒有人和他說話。于是，所有的困苦就這樣獨自在冀中星的心中積淀發酵。一位親屬說，小時候的冀中星很堅強，后來他經常哭，什么事情都悶在心里不對外訴說。眼看同齡人結婚生子，過著正常幸福的日子，而他卻下身癱瘓，成為家人的累贅。

　　8年來，他夜以繼日地想著如何討回公道。

　　2013年，國家信訪局的投訴網站多次收到冀中星重復反映同一問題的投訴。東莞官方表示，國家信訪局已經將冀中星的投訴經廣東省信訪局轉給東莞市信訪部門，東莞市信訪部門也在2013年7月17日將投訴交給厚街鎮人民政府，并要求其在25個工作日內將情況回復給東莞市信訪部門。但遺憾的是，2013年7月20日，冀中星離開家時對此毫不知情。這一次的投訴，沒有人知道會不會有結果。出門時的冀中星也不知道自己這次再次進京是否能為自己帶來想要的結果。

　　最后的掙扎

　　2013年7月20日，冀中星已臥榻近3000個日日夜夜。這一次，他選擇不再在框架內無勞地伸冤，他用極端、暴戾、最原始粗暴的方式發聲，集聚世人遲到的矚目。他傷害自己，危及公共安全，逾越法律底線，也從法庭中的原告席換到被告席。

　　2013年春節期間，冀中星曾悄悄地告訴同鄉他要去炸飛機場，并向同鄉展示自己床下的兩響炮殼。這一年夏天，菏澤的小麥因為旱災和病蟲害而嚴重減產，原本拮據的生活又難上加難，而這似乎成了冀中星走極端的導火索。

　　7月20日，冀中星事先聯系了一位殘疾人朋友叫了出租車，這位朋友幫忙把他抬到出租車上，冀中星一人到達鄄城縣長途汽車站。早上六七點，他坐上一輛車牌號為魯RK9595開往北京的金旅牌客車。下午3點到達北京麗澤橋汽車站后，他打出租車到達首都機場。一路的不便都在他人的幫扶下得以解決。冀中星背著一個黑包，里面裝有厚厚的一沓上訪材料，有診斷書、判決書及一疊一疊的上訪信。

　　當晚18時許，冀中星到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二層國際旅客到達B出口處。冀中星轉悠一會兒就開始發放寫有他冤情的傳單。后來他跟律師說，因為沒有人關注他也沒有人阻止他，于是，他就拿出自制炸藥，但并未有意引爆。當警察上前制止時，他喊道：“我有事說，我有炸彈，躲遠點兒”。據現場人員回憶，當時冀中星情緒激動，把自制炸彈置于身體左側，突然一聲巨響，一團光亮包圍了他。冀中星被炸成重傷，同時造成一位民警面部、雙臂、胸前及背部多處被灼傷，經鑒定為輕微傷。爆炸現場秩序混亂，國際旅客到達出口通道緊急關閉。冀中星被當場查獲。事后，該民警表示諒解冀中星。

　　直到晚上接到媒體的電話，冀中吉才得知這一情況。

　　2  爆炸案發生后

　　各方迅速介入

　　2013年7月20日當夜，廣東省東莞市市委、市人民政府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成立專案組對冀中星投訴之事進行復查。廣東省公安廳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也表示將復查該案，結果會及時向社會通報。爆炸后第二天，東莞市市委宣傳部作出一個簡短的說明，強調：“因整個案件過程沒有其他路人及群眾圍觀，至今仍沒有證據證明治安隊員毆打冀中星、龔濤的情況，故該案仍在調查中，如若查實，將依法處置。”

　　第二天，冀中星在北京積水潭醫院接受治療，左手被截肢后，轉入北京市公安醫院繼續治療。而后，首都機場也啟動防爆安檢預案。

　　2013年7月24日，龔明照接到家里電話，稱當地的警察帶著東莞的警察到老家找他。2013年7月25日，東莞市公安局警察在珠海找到龔明照，向他詢問當年在東莞厚街冀中星騎“摩的”載他至新塘受傷一事，他仍堅稱冀中星當年是被治安隊員毆打致傷的。

　　爆炸案發生當晚，著名律師劉曉原即在新浪發送實名微博：“我愿為冀中星提供法律援助！”后通過電話聯系到冀中吉，冀家經商量后在7月25日回話愿意簽訂委托協議。當天，正在山東沂南辦案的劉曉原律師就與李方平律師驅車350多公里經5個多小時來到冀中星家。李方平律師回憶說，當時冀中星的父親一見到他們就止不住地跪下哭訴，讓他們救救冀中星。家里找不到一張桌子，冀中星的父親戴著老花鏡蹲在冀中星以前睡覺的床邊簽了委托書。

　　7月29日，冀中星因涉嫌爆炸罪，被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批準逮捕。8月8日，偵查終結，案件被移送至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8月29日，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向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法援律師會見當事人

　　8月1日，劉曉原曾向廣東省公安廳、東莞市政府及東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郵寄信函，要求廣東省公安廳、東莞市政府公開復查結論，要求東莞市厚街公安分局公開當年處理冀中星案件的相關信息。這一天，劉曉原和李方平律師還經申請會見了在北京市第二看守所的冀中星，律師說當時冀中星坐著輪椅由護工推進會見室，同時有兩名警察陪同，他左肢用紗布包裹著，向律師闡述了2005年受傷的事情以及此次進京的全部經過。他跟律師說他非常后悔，沒有想到這樣的后果，十分擔心家中的父親，希望自己的問題能得到解決。待到8月20日，律師第二次會見冀中星時，他截肢的傷口已經治好。這一次，他躺在護理床上被推出來會見，不停地詢問老父親的狀況。

　　2013年8月7日、8日，劉曉原親自找到東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東莞市公安局、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了解案件復查情況，答復稱復查仍在進行之中。

　　目前，冀中星四肢已去三肢，左耳耳膜穿孔。他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待法律和命運的裁決。冀中吉在電話中傷心地告訴記者：“我弟弟是冤案啊，現在反倒成了犯案人員。”然而，無論冀中星先前蒙冤多深，他都應該為他制造的爆炸承擔法律責任。而如果冀中星所申訴事情屬實，那么，當年無論無證運營“黑摩的”的冀中星應該接受怎樣的正常處罰，對他實施暴力毆打的行為人及相關機構也同樣應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2013年9月17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開開庭審理了冀中星涉嫌爆炸罪一案。因身體原因，冀中星由法警用移動病床推入法庭。鑒于他的身體狀況，審判長允許其坐著說話。同時，法庭為其安排了2名醫護人員，并告訴他，如果感覺身體不適無法堅持庭審，可隨時舉手示意。

　　冀中星在法庭上稱，關于爆炸物來源，火藥是從“二踢腳”鞭炮里拆出來的，開關是從網上買的，制作方法是跟網上學的，用紙包著火藥，把手電筒的電線塞到里邊。關于爆炸物是怎么帶進機場的，他說怕安檢查出來，特意把炸藥從包里拿出來，用膠帶纏在腿上。案發當時，當機場民警到達后，他怕民警搶他右手里拿著的爆炸物，所以，就把爆炸物倒了個手，放在左手上。這一倒手，不小心觸碰開關，隨之發生了爆炸，他表示他不是故意引爆的，是過失行為。最后陳述中，冀中星說：“我確實很后悔，再大的冤情也不應該這樣表達訴求，我感到很后悔，希望審判長能夠給我個機會。”

　　3 對弱者的法律保護

　　對弱者的保護是現代文明以人為本的體現。作為“特定社會關系中處于劣勢的一方”的弱者，其身份具有多重性、法定性 、移動性、例外性、獨立性和社會性的特點。弱者保護的法律實踐是對《刑法》理性的情理“補充”。在我國的法治實現過程中，弱者保護應當也必然成為立法與司法的重大課題。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刑事訴訟法學會名譽會長陳光中教授和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洪艷蓉。兩位專家就弱者的法律保護問題作了如下闡釋：

　　弱者的法律界定

　　現代社會摒棄出身、地位等身份差別，倡導基本人權，使國家權力借助法律上之抽象人格制度，對人施以平等保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成為一國民主法治和人權保障的標桿，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人類生活的日漸深化，催生了平等表象下處于劣勢的弱者，并逐漸泛化成法制社會平等主流中勢不可擋的暗潮，日益呼喚著法律保護天平的傾斜！

　　“進步社會的運動，迄今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弱者身份這一具體人格的出現，是動搖了近代以來法律維護平等的基礎，還是法律適應現實生活需要的因應之舉？人們應有理性的認識。

　　眾所周知，強弱的分化是社會發展的結果，而弱者保護則是現代文明以人為本的體現。在法律領域倡導弱者保護，應以界定弱者身份為其邏輯起點和核心。法律以一定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強者與弱者相對稱，針對現實生活中情形各異的弱者，可將其含義界定為“特定社會關系中處于劣勢的一方”。

　　弱者身份并非與生俱來，它是公民參加到某一特定社會關系中才享有的或者某種身份是公民所特有的，但并非該公民參加所有社會活動都受到這種身份的保護，只有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這種身份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

　　劣勢的考評應是客觀且貫徹始終的。這里有兩個衡量標準：其一，處于劣勢的一方不擁有足夠與處于優勢的一方相抗衡的力量，也可以說在相抗衡中處于劣勢的一方相對于處于優勢的一方是收益遞減、成本遞增的，并最終導致零收益甚至負收益；其二，處于劣勢的一方與處于優勢的一方彼此的地位是不可互換的，也可以說這種互換在現實中不具備條件或將導致其所處的社會關系完全改變。

　　弱者這一具體人格，是法律在以抽象人格對全體社會成員實行一體保護基礎上考察現實生活，旨在維護社會實質正義的制度安排。弱者身份的出現，絕不是重蹈等級身份的覆轍，它源于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具有自身的特點。

　　《刑法》中的弱者保護

　　長期以來，《刑法》以嚴刑峻罰、鐵面無情的理性著稱于世。在現代社會，它更以限制人之自由、剝奪人之生命的威懾成為懲治犯罪、保證社會長治久安的最后的堅強盾牌。弱者保護的滲入，使《刑法》保持威懾的同時融入了人性的溫情，在懲罰罪犯的過程中完成對罪犯的思想改造，也激發了人們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自覺性，從而為社會長治久安奠定了情理交融的刑事法律基礎。

　　法律援助制度的設立使沒有委托辯護人的盲、聾、啞被告人和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處死刑的被告人及無錢支付律師費用的當事人能獲得具有專業知識與經驗的律師的協助，在與處于優勢的檢察機關、公安機關的對抗中維護自身權益；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制度的設立及承擔責任條件的相應寬泛標準，有效鼓勵了處于劣勢的公民與罪犯作斗爭的積極性。

　　保障《刑法》目的實現的《刑事訴訟法》中律師提前介入的規定，彌補了被束縛自由的犯罪嫌疑人無從收集利己證據、維護正當權益的缺陷，無罪推定的確立和類推制度的取消避免了處于強者地位的司法機關的不公正處理，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定罪量刑上法定、酌定情節的考慮和綜合地區發展水平確定財產犯罪定罪量刑數額，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守法的范圍內有了情的韻味，契合了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程度，有利于對他們的懲罰改造。

　　訴訟活動中對附帶民事訴訟損害賠償審判的同時進行和對犯罪分子判處罰金、沒收財產時民事賠償費用的先行支付都體現了在國家制裁違法犯罪過程中對受犯罪行為侵害的受害人的照顧與保護。

　　基于社會實質公平而對弱者的傾斜性保護，不僅意味著應盡可能全面地為現實中的弱者提供暢通無阻的法律救濟途徑，而且也意味著通過法律救濟途徑，弱者能及時地獲得無論在保護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足以彌補其劣勢的救濟。

　　“法的關系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對于立法者而言，要洞察現實生活中強弱對比的變化，及時界定弱者群體的范圍，形成有效的保護措施，付諸立法實踐；對于執法者，要全面地執行法律，使弱者保護的法律規定得以實現；對于司法者，要正確把握弱者的含義，未有規定的法律漏洞，應運用公平原則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盡量維護弱者的利益。在我國的法治實現過程中，弱者保護應當也必然成為立法與司法的重大課題。

　　冀案的亮點

　　針對于冀中星案，陳光中明確表示，懲罰犯罪是必要的。爆炸案發生的前一天，陳光中正乘坐飛機趕往外地出席一個研討會。聽聞爆炸后，他深感爆炸行為給人們造成的恐慌巨大，社會影響很大。

　　陳光中表示，冀中星的行為若已構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針對冀中星的個案而言，從他之前受傷造成癱瘓，卻未受到合理處理，正所謂有因才有果。綜合考慮冀中星的情況，陳光中建議法院從輕處罰。畢竟對于冀中星而言，四肢中已有三肢喪失功能，僅剩下一只手，他今后的生存都會成問題。

　　在陳光中看來，冀中星可謂雙重弱者：第一，與公權力抗衡中，他處于弱勢地位；第二，在廣州作為外來打工者，他同樣處于弱者的地位。雙重壓力之下，造成了冀中星的悲劇。毋庸置疑的是，冀中星案中有幾處亮點，首先是法律援助律師的鼎力相助，其次是冀中星當年在東莞受傷時的乘客作為證人勇敢地站了出來，最后是在爆炸案中于機場受傷的民警對冀中星也表示了諒解。這些都完全可以看作是法律對于弱者的保護。

　　陳光中說，在十八大以前，上訪申訴之路正處于改革之中；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法委等相關部門領導曾明確認為，過去對于上訪、申訴人員主要以控制為主，這種維穩的方式要改變。過去的做法未必妥當，有違法之嫌，效果也不大好。

　　陳光中歷來主張，對于申訴者、上訪者，首先不是不讓其上訪，而是要真正對其上訪的理由進行調查，當地有關部門真正地公正處理好。誠然，那些堅持上訪者并不是都有合理合法的理由，但至少有一部分上訪者是有正當理由的。依法處理上訪者的要求，不僅要徹底弄明白法律關系，同時，對于那些于法無據而于情有理的案件，當地政府是否可以適當地考慮給予一些幫扶。

　　陳光中強調，縱覽那些極端性事件，消除社會對他們的不公平對待，才能從根本上減少極端事件的發生。只有對每個個案公平對待、妥善處理，杜絕社會不公的土壤，才能真正地讓社會和諧、穩定、長久地得到發展。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13年10月上半月期)